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用身边的典型鼓舞师生至诚报国、敬业奉献，学校启动了《学习黄大年，寻找东林赤子》活动。经过寻找，我校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振兴中华作为吾辈毕生之责；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教书育人、敢为人先，带领科研团队辛勤奉献，顽强攻关；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泊淡名利、甘于奉献，不计得失、坦坦荡荡……今起，学校将全媒体陆续刊发“东林赤子”的典型事迹，希望东林师生可以把黄大年未竟的事业发展好，在东林建设更多的黄大年团队。

马建章：用一生守护野生动物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说过：“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向黄大年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会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对于用一辈子时间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工程院院士马建章来说，他正是用执着的坚守，开创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众多的“第一个”，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对于祖国和事业的热爱。马建章说：“我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野生动物学科的管理、教学与科研人才。别人看我走得很累，我却从中找到了乐趣。”

一辈子倾注于做一件事的人，是幸福的。作为工程院院士，马建章用一辈子的时间跟野生动物打交道，倾心、倾力、倾情。

他觉得自己很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描述出来的，而是用付出的青春、流走的岁月一点点证实的。

1937年出生的马建章属牛，有毅力、耐劳苦。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的性格写照，也是他一生经历的概括。1956年进入当时的东北林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马建章堪称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界的“牛人”。

财富：一幅作品和一群弟子

1937年7月的一天，马建章出生在辽宁省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后来，一家人移居到内蒙古通辽市农村，童年生活尽管艰辛，但那里的广阔天地激发了马建章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马建章对动植物的兴趣。1953年，少年时代的马建章自作主张报考了内蒙古扎兰屯林业学校。

农家出秀才自是一大幸事，马建章成了马家的骄傲、邻里的期待。16岁的马建章立志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956年，从林校毕业的马建章面临第一次人生选择。“有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保送机会，但因为东林学制是5年，我想着能够多学习一年知识，就选择了东北林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这一去就是一辈子。”马建章忆起往事，清晰得仿若就在昨天。

筚路蓝缕，开启山林。5年后，毕业留校任教的马建章担任了新成立的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森林动物教研室主任，着手创办森林动物繁殖与利用专业(野生动物专业的前身)。

创业难。没有经费，没有教师，没有资料，没有教材，一切都是零。

想要干一番事业，就要有一股冲劲、一股热情。马建章和他的同事们，带着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热爱，也带着上世纪60年代青年教师向科学进军的一腔热血，满怀激情，投身创业。

为加快森林动物繁殖与利用专业的发展建设，学校决定从林业专业59级学生中抽出一个班作为该专业首届学生。这个专业十分注重野生动物保护及宏观生态学研究方向，注重所学知识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实际应用价值。

原本攻读林学的马建章迎难而上。他和同事们一边授课，一边组织人员翻译苏联资料，学习狩猎专业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日夜兼程地编写教学大纲、讲义教材。

1962年，马建章登上了讲台，在中国开设了第一门狩猎经营学(现野生动物管理学)和狩猎产品学(现野生动物产品学)课程。

马建章一边学习苏联的相关理论和教学方法，一边通过野外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北上大小兴安岭，南下西双版纳，西进呼伦贝尔，为教研室收集标本和积累教研素材，翻开了他认识和研究野生动物的重要一页。

1979年，马建章和同事创办了《野生动物》杂志，任社长兼主编。

1980年，学校决定从林学系分出野生动物系。

1988年，马建章建立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本科专业。

1993年，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成立，马建章担任首届院长。

1995年，马建章创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并兼任中心主任，同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8年，马建章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2012年，国家林业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建立，挂靠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马建章任主任。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马建章与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教育事业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

如果说在野生动物专业方面的建设，是马建章创造的两笔财富之一，那么培养出一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方面卓有建树的人才，就是他创造的另一笔财富。

“学生的成就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教师的无上光荣和崇高价值。”马建章笑着说。他形象地将野生动物保护人才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的培养过程比喻为核裂变，提出独特的人才培养“裂变性”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培养了大批的学生。

近60来年，马建章培养出博士后20多名，博士、硕士100多名，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野生动物管理、教学、科研事业的排头兵，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目前，马建章所创办的野生动物系已经发展成我国唯一一所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培养各级各类人才5000余人，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被学界尊称为“马家军”。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野生动物学科的管理、教学与科研人才。可以说，我所取得的成绩中包含学生们很多的心血和汗水。成绩是大家共同取得的，不是我一个人的。”马建章说。

奔走：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名山大川

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整排书柜占了一面墙的位置。柜门贴着近百张标签，这是每次学术会议的会徽贴图，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鲜明的图案和色彩记录着马建章的学术踪迹。

“其实，也没做特别的收集，就是每次开会带回来顺手粘贴在柜门上的，也算是个纪念吧。”马建章指着这些小玩意儿笑着说，神情像个调皮的孩童。此刻，很难把这个乐观的老人家跟名声显赫的院士画上等号。

翻看着电脑里留存的几万张照片，每一张的拍摄背景、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马建章都娓娓道来，高兴之余还会站起身来个现场还原，每个事件的细节之处都清晰得令人咂舌。

一张张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闪现着，串起了马建章这辈子的整体记忆。

魂系万物生灵。作为我国野生动物学科和野生动物管理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马建章这辈子一直在奔走。带队实习，野外观测，寒来暑往，马建章到过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从大小兴安岭、青藏高原、张家界、祁连山，到北美的落基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新西兰的库克山…… 几十年来，马建章的足迹踏遍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地球版图，但几万张照片中，没有一张轻松游乐的照片，报告、会谈、考察现场，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

为加快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专业的发展建设，1980年，东北林学院从林学系分出野生动物系。走过开创期艰难的岁月，野生动物系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培养野生动物专门人才的中心。

1981年，野生动物系接到了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任务——“三北防护林地区”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考察。马建章带领动物系77届、78届的学生，长途跋涉11个省区，行程10万公里，写出200多万字的科考成果报告，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由马建章主持，首次在38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对“三北”防护林地区的陆栖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规划，并创造了发现33种鸟类的新纪录，为“三北”地区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了科学基础。

20世纪90年代，马建章对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动态、生境改良与科学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提出的冬季大型兽类痕迹法、逆截线法等已成为北方各省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基本方法。

马建章主持的中美合作课题——《艾鼬生态学研究》，不仅填补了艾鼬生态学的许多空白，也为拯救在北美已濒危的黑足鼬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获得了美、日学者的高度赞誉。

1990年，马建章出版了《野生动物管理学》一书，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专著，也是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教科书。

几十年来，马建章的教学大部分是在野外的自然保护区和重点实验室进行的。野外考察常常是艰辛伴随着惊吓和危险。

为了调查我国仅有的一批驯鹿，他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林海雪原；

为了寻找贺兰山岩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多次攀爬峭壁和怪石林立的2000多米高的山峰；

为了获得犀鸟的资料，他深入西双版纳，一次次直面剧毒的眼镜蛇；

为了调查黑熊的数量，他孤身在浩良河边被黑熊追出几百米；

……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即便到了古稀之年，马建章依然坚持与学生们一起到野外进行观测，手把手地指导学生。

“通过实践，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把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就会使他们在思想上更成熟，在专业上更精通。师生朝夕相处，也能建立起友谊和感情。”马建章说。

几十年来，马建章南征北战，从不停歇，不知走坏了多少双鞋，走过了多少路，经历了多少次生死，数字已无法计量，文字亦无法记述。

教学：讲台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无论是教学，还是野外考察，马建章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冲在第一线。直至今日，马建章还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

1995年当选院士以后，马建章的科研任务变得更重，社会活动也更多，但他在教学方面的任务雷打不动，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他说，院士在本科生的讲台上，就要发挥自己多年从事开创性科研工作的优势，把领域内国际最前沿的发展动态、研究现状告诉学生，让学生知道将来努力的方向，知道怎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这样学生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马院士总是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把国内外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讲给我们听，专业性很强的东西在他形象生动的讲述中变得易于接受，让我们很容易理解，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本科生王宏和他的同学一样，都很期待听马建章的课。

“本科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只有走上讲台，和本科生接触，我们才能发现教育的规律和教学改革的方向。”马建章主张院士给本科生定期作讲座。他说：“讲座的效果可能比讲课更好，因为讲座的内容学生在课堂上一般是听不到的，而且来听讲座的学生不受年级、专业限制，能有更多人受益，院士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建章说：“科研能力是提升教师业务水平的源泉和不竭动力，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副园长王进军是马建章的学生。讲起和马院士几十年的师生情谊，王进军很激动：“我17岁考到林学系，那时候马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相处了30多年，从学业、工作到为人处世都受益匪浅，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1982年，王进军的毕业论文得到了马建章的很多指导，他说：“从列提纲到细化再到成文，马老师仔细修改了三稿。毕业到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工作以后，我依然得到了马老师的很多帮助，和马老师一起进苇塘、看湿地，他那份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让我终生难忘。”

已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娣更愿意称呼马建章为“马先生”。“马先生总是把学生的成长放在第一位，课题选择也从不为自己添光增彩，都是从有利于学生的角度考虑，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刘娣说，自己考博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作基础，也有固定的专业方向，当她慕名找到马建章的时候，没想到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马建章针对刘娣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后帮她明确了保护野猪资源的研究方向，今天，刘娣在这个领域已然很有名气。

生活中的马建章是个温情的人，他的热心是众所周知的。

副教授刘学东和她的爱人郑冬是马建章弟子中小有成就的一对小夫妻。记者采访时，刘学东拿出一个泛黄的老信封，含泪讲起了这个信封的故事。那是1998年1月，就读硕士的她刚结婚一年，小两口一个月的助学金加起来也就500多元钱。年初她跟爱人去逛街，装着500多元生活费的钱包被偷，焦急的刘学东当时就哇哇大哭起来。

马院士无意间听说了这件事，就用这个信封装了500元钱，并手写了一封慰问信，送给了刘学东。泛黄的信封和那封信成了刘学东夫妻俩最珍贵的纪念、最温暖的记忆。

因为听力障碍，几年前马建章就戴上了助听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和学生们的交流。发送手机短信成了师生之间最寻常的交流方式。刘学东说，每次给马院士发短信，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有时候重要问题会认真回上几十条，文字加起来有上千字，并且每次都坚持在最后回复时说句“再见”。

马建章爱他的事业，更盼他所钟爱的事业后继有人。现在，马建章依旧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他的同事和学生担当科研项目的主力和科研成果的实际受益人。他说，是该把这些年轻人推到台前的时候了，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

呼吁：保护与发展要拧成一股劲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利用学科带头人，马建章关于野生动物“不可一味保护、杜绝猎杀，而应合理开发利用”的主张并不是合乎很多人的想法。

袁力1992年毕业于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曾为马建章做了几年秘书，目睹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的苦苦奔走。“马院士早期的学生都有退休的了，可他依然保持着竞技者的斗志和热情，为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发展振臂疾呼。”袁力说。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遍检马建章的著说，他所有的艰辛和心血都凝聚在书里介绍的一个个动物中：《野生动物管理学》、《自然保护区学》、《森林旅游学》、《三北防护林地区自然资源与综合农业区划》、《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实用手册》、《黑龙江省鸟类志》……

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这条路上，马建章无疑用汗水开辟了一条大路。

1992年，在俄罗斯举行的国际鹤和鹳保护会议上，马建章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齐勃赞扬说：“你在中国扎龙搞了一项最有基础、最有价值的调查，为鹤类保护立了大功。”国际熊类专家组主席赛尔温赞扬道：“马先生在熊类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为世界熊类保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地质调查局生态研究中心主任雷伊博士在考察了艾鼬野外工作站后赞叹：“我对中方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课题深表钦佩，你们为拯救北美濒危动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护和发展都要讲究“科学”二字。马建章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许多野生动物面临被猎杀、食物短缺、栖息地被破坏等威胁，种群数量锐减，这时候需要人类进行干预和保护，帮助种群恢复。他说，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业发展加快，有不少野生动物养殖企业在其养殖的野生动物达到一定数量后，会选择野外放归，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该物种野外种群的恢复与发展。

从海南蟒蛇的放归到江西桃红岭野生梅花鹿的保护，马建章每到一处都会解说自己的主张。“认为对野生动物只能一味保护而不能合理利用的观念是错误的。在保护的基础上，当野生动物种群达到一定容纳量时，就可以适当开发，但要科学地利用。这部分资源不但要为我们这一代利用，还要保留给子孙后代，从这个意义上它可以称之为世界公众遗产，而保护区正是提供了这种遗产的保存地、基因库。”马建章说。

从如何利用好现有生态资源、进行动物饲养，到如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结合我国国情，马建章首次提出了“保护、驯养、利用”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他提出的“濒危物种的管理、环境容纳量”等概念，奠定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开园时，马建章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还建议，动植物园应该在科普教育，特别是动植物保护方面发挥作用，成为中小学生宣传科普教育的基地，发挥好动植物园的公益作用。

“在积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基础上，要进行合理利用。”马建章把有限的资源创新性地开发利用，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他积极支持并主持论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猫科动物繁育中心。该中心已人工繁育东北虎1000余只，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老虎种群基地。他还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化管理的熊类饲养场，规划设计了桃山国际猎场和连环湖水禽猎场，这是我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猎场和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水禽猎场。他还参与指导了甘肃、青海、湖南、北京等猎场的资源调查和规划设计。十几年来，这些猎场为国家累计创汇几千万元，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旅游事业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

“学参天地，德合自然。”马建章用自己一辈子的言行传承着东北林业大学的校训精神，教书育人，勇攀科学高峰。

“别人看我走得很累，我却从中找到了乐趣。”马建章这辈子在野生资源保护与管理的路上付出了所有，对生生不息的后继者倾注了全部的爱，默默地用自己的言行感化、温暖、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偶尔闲暇时，马建章还会给学生们变魔术，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喜笑颜开；也喜欢抽几支香烟，在校园里漫步；亦或泡上一杯淡茶，读一本文学书籍。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正是由于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事业的执着，马建章用一生的进取诠释了臧克家这首《老黄牛》。